2021年，对我而言，是极其艰难的一年。

那一年，我的父亲重病。他多次被下达病危通知书。作为女儿，我始终觉得亏欠。我知道父亲希望我多陪陪他，可那时的我，正在试验站开展一个复杂而陌生的实验——一个几乎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甚至连自己都不知道能否最终做成的实验。

那一年，疫情仍未结束，很多人的生活都被按下了暂停键。但对农业生态研究来说，那并不是一个可以“暂停”的实验。

从6月玉米播种，8月田间同位素标记，再到9月玉米收割，10月喂羊与羊粪堆肥，再到赶在11月冬小麦播种前完成堆肥还田，整个实验链条环环相扣。每一个时间节点都像齿轮一样紧密咬合，一旦错过，就意味着前面数月的准备可能全部作废，且无法重来。

七八月的试验站，周围生态环境很好，蚊虫极多。晚上回到房间，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虫子从窗缝、门缝、下水道不断钻进来。有会爬的、有会飞的，还有细长蠕动的虫子。我会用透明胶带一点点封住门缝，第二天胶带上常常已经粘满了虫子。但即使如此，新的虫子依然每天不断出现。有一次，我被蚊虫叮咬后，腿部严重肿胀，一周几乎抬不起腿，一步一步挪着走路，可实验还是要继续。

等到了国庆长假，我本该回家看看了，我知道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家人一再催促我回家，可实验已经走到最关键的阶段，我真的不能离开。很多人的国庆，是团聚、休息和陪伴。而我的国庆，是在基地里喂羊、观察、记录、采样。空气里混杂着羊粪和泥土的气味，也夹杂着对父亲病情的担忧。

等年底终于把试验做完了，我终于回家了，几天后，父亲去世了。

直到今天，我依然会因为那年未能多陪伴父亲而感到愧疚，但我也理解科研工作中那种“无法暂停”的责任感。科研工作者常常被赋予“奉献”这样的词语，可真正经历时，更多感受到的，其实是一种无法两全的无奈。

农业生态研究不同于很多室内实验。有些实验错过一天，也许就要再等一年；错过一个生长季，前面所有工作都可能前功尽弃。科研工作者常常面对的，不只是技术上的困难，还有时间、责任与生活之间无法兼顾的选择。科研很多时候不是轰轰烈烈的突破，而是在无数普通甚至艰难的日子里，把每一个细节坚持完成。

两年后，我又经历了另一段特殊时期。

怀孕期间，我被北医三院诊断为“早产先兆”，医生要求卧床保胎，非必要不能坐、不能站、不能长时间行走。那几个月里，我几乎一直躺着。

在外界看来，我只是没来上班。

可只有自己知道，那段时间，连翻身都困难。为了完成论文写作和返修，我买了一个可旋转的电脑支架，把电脑架在床边。修改文章、回复审稿意见、核对数据，都在卧床状态下完成。有时连续盯着屏幕几个小时，等腰背难受得厉害，就停下来缓一会儿，再继续。

也是在整个孕期期间，我持续完善的5篇论文，终于在2024-25年连续发表。现在回头看，那些论文不仅仅是成果，更记录着一段真实而艰难的科研经历。而真正留在记忆里的，不是论文发表时的喜悦，而是那些咬着牙坚持下来的瞬间。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最深的感受，并不是辛苦，而是责任。

科研工作里有一种很特殊的责任感。它并不总是惊天动地，而是明知道困难仍要坚持完成；是身体不允许正常工作时，依然尽力推进；也是无数科研人员在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守住自己的岗位。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只是普通科研人员。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也没有耀眼夺目的光环。更多时候，我们只是守着自己的实验、自己的数据、自己的责任，在无人注意的地方，重复着枯燥而细微的工作。这些年，我越来越明白，所谓科学家精神，并不仅仅是取得多么耀眼的成就，更是一种长期坚持、求真务实、甘于寂寞的选择。

但正是这些普通人的坚持，汇聚成了中国科技不断向前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