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0日早上8点，董枝明老师与世长辞。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非常震惊和难受，就在几天前我还和同仁谈及董老师，知道他健康状态没有前几年好，但没有想到他竟会突然离我们而去。20日晚上从昆明回到北京的时候，我已经收到多位同仁电话或微信询问情况，有同仁在电话中哽咽着表达慰问。第二天来到董老师家，敬香鞠躬告别，看着黑白照片中他熟悉的面容，才真切感受到，我们尊敬的董枝明老师，中国恐龙研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为世界恐龙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一代龙王，永远地离去了！

第一次见董老师是在我硕士研究生面试期间。记得那次面试我表现糟糕，但这没有影响他对我的印象和随后一直的关心。在我研究生期间和工作早期，他不时对我说，你聪明，但也要多做事。董老师和研究室里一些老先生，会吩咐我做一些帮他们打字和写英文短信这样的琐事小事，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我后来体会到，学会做好琐事小事是通向事业成功的必由之路。更重要的，我硕士论文研究的鹦鹉嘴龙化石材料是董老师提供的；基于这个化石材料，我也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科学论文，开始了自己的科研生涯。从这个角度上，我算是董老师的半个学生，或者说，他是我进入科学殿堂的领路人之一。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董老师是恐龙化石发现的化身。古生物学的基础是化石，古生物学的发展依赖化石的更多发现。记得1994年我们搬进了古脊椎所新办公楼，董老师的办公室位于5楼东侧，就在赵喜进老师和我共用办公室的斜对面，我会不时去他办公室看看。董老师的办公室就像一个化石仓库，到处堆满化石，房间中央的一张大桌子上，常常会有新发现的化石。每次介绍这些化石时，他都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从他闪光的两眼和激动的声音中，你能感受到他对化石的热爱。他常常对我说，你要多出野外，没有化石，哪有研究！

我最初的几次野外工作经历和董老师有关。20世纪90年代中期，河南南阳和湖北郧县恐龙蛋化石大量发现，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赵喜进老师带着我们几个人在河南西峡和湖北郧县等地开展野外工作，项目经费就是董老师申请来的。几乎在同一时期，董老师组织了中日蒙三国科考，我也因此有机会第一次出国，在蒙古国南戈壁进行恐龙化石寻找和采集工作，第一次体验了在戈壁沙漠开展野外工作，这为我自己之后在相似环境开展野外工作积累了经验。我因此也开始迷恋戈壁野外，从野外工作的角度，有幸成为老一代古生物学者的继承人之一。

在蒙古国南戈壁野外工作期间，董老师吃苦耐劳的精神让我敬佩，他寻找化石的敏锐能力也让我望尘莫及，但我印象最深的是董老师识别化石的能力。每次在野外发现一块化石，哪怕是非常破碎的化石，他也能很快说出化石属于恐龙身体的哪个部位，属于哪一类恐龙。这种能力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记得当时一起出野外有当时还在美国读博士的日本学者小林快次，他请董老师说出化石鉴定的具体依据，董老师回答说，没有什么依据，你看多了，就知道怎样鉴定化石了。后来更完整的化石发现，证明了董老师的鉴定大多是正确的。在后来的学术实践中，我逐渐体会到，做古脊椎动物学研究，确实需要对化石的大量感性认知。

在董老师晚年时期，他还常常鼓励我多出野外，组织大型科考，尤其是在三叠纪的地层中找寻恐龙骨骼化石，填补我国恐龙研究的这一空白。在他的建议下，我们曾经在新疆天山北麓等一些地方尝试过，可惜未能成功，希望未来能够实现他的遗愿。

也许是野外工作太多的缘故，董老师不修边幅，穿着随意，外貌上不像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记得有一次，一个朋友来古脊椎所看我，遇见了董老师。当我告诉他，他眼前的这位先生就是大名鼎鼎的董枝明老师的时候，他惊讶得合不拢嘴：一个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居然穿着汗渍明显可见的圆领衫和依然沾有泥斑的旧裤子。也许是受董老师影响，我和一些古脊椎所年轻人都有些不修边幅，这也许就是一种传承吧！

为了找寻恐龙化石，董枝明老师足迹遍及全国，甚至去往北极圈，发现无数，著作等身，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来自四川自贡的工作和中国-加拿大恐龙计划项目。他撰写的有关中国恐龙研究的英文专著把中国恐龙推向了世界，成为中国恐龙研究的一篇经典文献。董枝明老师、阿根廷的何塞·费尔南多·波拿巴（José Fernando Bonaparte）和蒙古国瑞钦·巴思钵（Rinchen Barsbold）一起，成为了二十世纪发展中国家恐龙研究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人物，他们推动了中国、阿根廷和蒙古国成为恐龙研究的新兴大国。

董枝明老师退休后，一方面继续在河南、黑龙江等多地协助地方开展恐龙化石发掘和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开始了科普事业新征程，特别是推动云南禄丰世界恐龙谷的建设。因为公众的巨大兴趣，所以恐龙成为了科普的最佳载体，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恐龙研究者也常常成为普罗大众，尤其是青少年心目中的明星和英雄。这也许是为什么董老师能够成为日本青少年最喜欢的世界名人之一和入选美国《时代》杂志“伟大的科学家—改变世界的天才和远见者们”的名单。一个恐龙古生物学家的名字能够和篮球巨星乔丹与伟大的科学家牛顿这样的名字并列，对于古生物学这样一个小学科来说，这简直是一个奇迹。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推广古生物学和加强古生物学的社会影响方面，董枝明老师的贡献是巨大的。董老师具有非常开放的思维，能敏锐抓住社会发展的方向。如果说自贡恐龙博物馆是董老师科研工作的衍生产物，那么禄丰世界恐龙谷则是他主动缔造的科普成果。他从云南禄丰世界恐龙谷的建设，到后来积极扶持民营博物馆的发展，成为了中国恐龙科普事业和相关的文旅产业的推动者。今天，科普事业成为了社会需求和国家需求，董老师是先行者和领头人。

董枝明老师去世的消息传开之后，科学界和科普界的同仁纷纷表达他们的哀悼和对董老师的敬意和感谢。从我短短几天内收到的国内外同仁的邮件中，董枝明老师的巨大影响就可见一斑。在悼念短信中，董枝明老师被称为：一个非常伟大的学者，中国恐龙研究之父——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教授、皇家学会院士麦克·本顿（Michael Benton）；古生物学历史上的巨人之一——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史蒂夫·布鲁萨特（Steve Brusatte）；为中国恐龙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法国古生物学家埃里克·巴菲特沃特（Eric Buffetaut）；中国二十世纪恐龙古生物学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奥利佛·劳赫（Oliver Rauhut）；一个伟大的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人们将怀念他——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马克·诺瑞尔（Mark Norell）。这些评价代表了国际同行对董枝明老师的高度认可和由衷敬仰。

我愿意用芝加哥大学教授罗哲西的一段话来总结董枝明老师的一生：“董老师不仅是中国古生物学者的骄傲， 他对恐龙科学知识的贡献理应属于全人类和全世界。他生前的对世界恐龙科学的贡献就是他身后永远的纪念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