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亚洲最大的动物标本资源库——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中，有超过100万号标本是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梁红斌带队采集的，占总数的十分之一。面对这一数字，梁老师总是淡然一笑：“究竟是100万还是200万，对我意义不大，我只想不辜负资源库交给我的任务。”

梁红斌（2021年，大别山野外科考）

初心——

1992年，梁红斌考进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师从昆虫学家张广学院士研究蚜虫。1994年的那个夏天，他第一次野外科考。绿皮火车摇了72小时，长途汽车又颠了640公里，到了新疆塔城。接待他的是符振声老站长，他眼睛早已花了，却趴在地里找蚜虫，身上沾满泥，像一尊会动的泥塑。这一幕印在梁老师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并在他心里种下了全力以赴探究自然和昆虫类群的种子。1995年在哈密，烈日晒得人头皮发麻，午饭是隔夜的馒头和咸菜。水壶空了，就寻坎儿井流出的浑水，等泥沙沉一沉，灌进嘴里接着走。但当目标昆虫终于落入囊中时，所有的劳累和辛苦都烟消云散了。

博士毕业后，梁老师接过了老科学家虞佩玉的担子——研究一辈子的甲虫类群。虞先生走了，未完成的《中国动物志·负泥虫卷》像一封没有寄出的信，梁老师默默把它揣进怀里，一头扎进了莽莽群山。此后十年，他七次深入西藏墨脱和云南独龙江，挥着一把小锄头，劈开荆棘，劈开藤蔓，劈开岁月的荒芜。2021年，他终于采集到了那种长颈负泥虫的新种，并命名为“虞氏长颈负泥虫”——一只小小的虫子，驮着一个沉甸甸的名字。

使命——

脖子上挂着被汗水浸湿的毛巾，左手拿着吸虫管，右手握着小锄头，穿着雨靴脚步匆匆地认真找虫的样子，是梁老师的经典野外形象，即使戴着一千多度的眼镜，也丝毫不影响，很多时候他只瞧一眼阳光投射下的阴影，就能断定虫子的藏身之处。他是资深野外科考达人，也是“金牌队长”，更是“移动的家长”。梁老师经常教导队员：“我们代表的是中国科学院，我们是国家队，一定要做专业的事。”

在野外，他总是那个最晚睡觉、最早起床的人，一天24小时除了吃饭睡觉，几乎都处于工作状态。不管到哪个地点采集，他都会冲到最前面。在没有路的地方，他就会用小锄头“开道”。夜晚灯诱有胡蜂出现时，他总会让队员们退后，再拿出30厘米长的大镊子，将胡蜂小心夹取抛入酒精瓶中。像西藏这样的地方，隐藏着很多危险，深夜整理完标本，他都要拉着当地人聊天——问地形，问路况，问哪里有毒蛇，哪里有塌方。这些琐碎的信息，在他脑子里变成一张活地图，决定着第二天的成败，也守护着全队人的平安。

梁老师就像一剂“镇定剂”，又像是队员们的“保护神”。二十多年，他野外考察40多次，行程20万公里，走过的路加起来能绕地球5圈，足迹几乎覆盖了所有可及的昆虫多样性热点地区。他在野外的每一个脚步，拿着小锄头每一次披荆斩棘地挥舞，都是他对研究领域的使命。

征程——

2009年，梁老师第一次走出国门，去蒙古国科考，七月的奥恩河源头，风雨交加，寒意逼人。他们在牧民废弃的房子里整理标本，冻得浑身发抖，夜里大风扯破了帐篷顶，将外帐吹到了树上，大家只能躲在车里过夜，可没有一个人喊苦，他们知道，这支队伍的名字叫“中国”。如今，科考队已踏遍中亚各国，为进一步扩充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也把中国科学家的精神和理念播种到了更广阔的土地上。

防蚊措施（2011年，蒙古国野外科考）

从2001年起，每一次野外科考都会成立临时党组织，无论身在何方，党旗始终高高飘扬。“最繁重最危险的活儿，党员先上。”作为党总支书记，这是梁老师自觉承担的使命，也是他砥砺前行的征程。

西藏科考临时党支部（2021年，西藏野外科考）

从新疆到西藏，从甘肃到海南，从武陵山到大别山，从独龙江到南岭，从中国到世界——二十多年过去了，梁红斌老师的科考路还在延伸。

一生干一事，一事终一生。梁红斌永远在披荆斩棘的路上，用最朴素的执着，书写最动人的科学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