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由来
2000年底,在父亲百岁诞辰的时候,我们兄弟四个(五个兄弟,二哥文革中去世)决定写点继承、发扬我的父亲做学问、做事、做人的文章。文章被《科学时报》(现《中国科学报》)发表时把题目从“做事、做人、做学问”改成了“做人、做事、做学问”。后来我们四兄弟想想也对,一个人首先应该学会做人,然后才能做事、做学问。
做人:尊重他人
父亲很尊重他人,特别是他的老师,让父亲念念不忘的是他的恩师——何鲁、胡刚复、熊庆来和法布里。他曾经多次说:“没有老师的教导,就没有我的现在。”父亲的感情是真挚的,记得熊先生从国外归来后是数学所研究员,文革期间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在当时那种环境下,1969年去世了都没有人管他,熊先生的儿子就给父亲打电话,告知了这件事。父亲听完,仅用一个小时就从东单赶到了熊先生位于中关村的家中,在遗体前,他鞠了三躬,然后他哭了。
做事:应该为人民谋福利
父亲在20世纪30年代写给母亲的信件里多次提及“要让科学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这也是他一辈子奋斗的理想。1927年到1939年是父亲做研究的黄金时期,在这13年间共发表了53篇论文,平均一年大概四至五篇文章。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抗战胶着期,在父亲的带领下,北平研究所物理研究所为前线制造出1000多台无线电发报机用的石英振荡器、300多套步兵用的测距仪和望远镜、500台1400倍的显微镜、200 架水平仪、50套缩微胶片放大器等,这是中国自己制作的第一批光学仪器。1946年,研究所搬回北京,那时的中国依然缺乏经费和设备做前沿研究,此时父亲将全部精力用于编写《普通物理学》、《高中物理学》、《初中物理学》、《初中理化课本》四部教科书。我的印象很深,那时候我十岁左右,父亲每天吃完饭以后,就在吃饭的方桌上用毛笔认认真真写书,后来这几本书成了我国几代人的教科书。
做学问:下决心,老老实实,认真去干,敢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
父亲一直认为:“要做好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具备两条,第一是能够提出问题,找到一个适合的研究题目,这个题目应该是经过努力能够解决,而不是那种经过10年、20年努力都没有希望解决的;第二是有善于解决问题的能力,克服困难的能力。”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天,父亲途径浙江大学,当时浙大的校训是“求实”,父亲看后说道,这恐怕还不够,浙大校长请他题词,他提笔就写出了“敢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一语。1993年,在电工所30周年所庆会上,父亲也题了同样的词。他说,集他70年的经验,科技人员就应该要有抱负、要踏实做。
“一个人的价值决定于他所做成的事,而不是别人的议论。” “你应该努力去做些事,让这些事证明你的存在是有价值的、值得的,而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你。”我觉得这在当下中国特别有意义,特别在中国这个环境里,有些人可以把你说得很好,也可能把你说得一钱不值,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的事对社会、 对人民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