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末的苏州，梅雨如织。我站在苏州医工所实验室的电脑前，注视着屏幕上由同学传来的那颗离体猪肝图像。灌注液正以恒定的流速在血管网络中循环，肝脏表面泛着健康的粉红色光泽。距离它离开供体，已经整整四十八小时。

与肝脏的缘分，来自一天深夜，那晚，我接到了导师的电话。电话那头，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开门见山：“你对离体器官保存这个方向有兴趣？”我握着手机的手微微出汗——何止有兴趣，大三那年，我在图书馆读到一篇关于器官体外灌注的文献，那种用工程学方法为生命争取时间的理念，让我激动得彻夜难眠。

“老师，我愿意。”

“别急着答应。”导师停顿了一下，“这个项目需要去上海做实验，苏州上海两头跑。通勤、加班，可能比你想的辛苦。”

那年九月，我正式入所。下个月，就跟着组里其他老师坐上了去上海的高铁。

我们的实验地点在奉贤，地方很偏远，下了高铁还要转地铁加打车，要再过两小时才到目的地。房间里摆满了灌注管路、氧合器、蠕动泵和各种监测设备。第一次走进去的时候，浓重的消毒水味和机器运转的低频嗡鸣让我有些发懵。

我们的研究目标听起来并不复杂：通过常温机械灌注技术，让离体肝脏在体外保持生理功能，为移植争取更多时间，甚至在体外对器官进行修复和评估。但真正做起来，每一个环节都是难题。灌注液配比、氧合参数、血管阻力控制、代谢废物清除……任何一个变量偏离了生理范围，肝脏就会在数小时内走向不可逆的损伤。

2025年5月的那次实验，我至今想起来仍心有余悸。那是一个周四，白天各项数据一切正常，可到了凌晨两点，仪器显示门静脉压力开始一路增加。

门静脉压力升高意味着肝脏内部血管阻力增大，如果继续发展，灌注液将无法有效进入肝窦，肝脏很快就会淤血坏死。我和值班老师手忙脚乱地排查了半天，最后发现是恒温系统的加热元件出了故障，灌注液温度比设定值低了将近两度，肝脏的微血管正在因为低温而收缩。

那次我们几乎是在和肝脏一起承受煎熬，调整参数、补充药物，一直忙到天亮。早上六点，门静脉压力终于回到了正常范围。我们可算松了一口气。

2025年10月，所里组织开展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集体学习。报告里有一句话深深触动了我：“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我坐在会议室后排，想起那些通宵达旦的夜晚，想起实验室里那些跳动着生命节律的离体器官，忽然觉得我们做的这一点微小的努力，是在为一座更宏伟的生命大厦添砖加瓦。我国每年等待肝移植的患者超过三十万，而最终能够接受移植的不足十分之一。如果我们能让每一颗捐献的肝脏都得到更好的保存和评估，就能有更多的人等到生的希望。

今年五月，我们的灌注系统成功地将离体猪肝的存活时间延长到了72小时，并且各项功能指标都保持在可接受范围内。导师破天荒地抽空请全组去吃了一顿火锅。席间他举起一杯茶，很郑重地说了一句话：“科研这条路上，聪明很重要，但坚持比聪明重要一百倍。”

从1921年到2026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105年。在这样宏大的时间尺度面前，我一个研二学生的两年，似乎微不足道。但每一个宏大的事业，不都是由无数个体的微小努力汇聚而成的吗？我导师常说，做科研不要总想着大事情，把手里的小事情做到极致，大事情自然就成了。

从苏州到上海，不过二十多分钟的车程。但我知道，从实验室到病床旁，从科研成果到真正造福患者，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这条路，我愿意一直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