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能否独立研制出自己的“太空实验室”?这是10年前中国空间站应用载荷工程技术团队遭遇的质疑。
10年间,这条从0到1的创新之路,中国人不仅走通了,还走到了国际前沿。今年下半年,中国空间站问天、梦天两大实验舱将携12个科学实验柜发射入轨。
承载这一巨大压力的团队——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集成技术中心(以下简称集成技术中心)团队,出乎意料的年轻——54人平均年龄不到35岁,50%以上具有博士学历。
近日,团队荣获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2021年还荣获“中国科学院年度团队”称号。面对荣誉,集成技术中心主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副总设计师王珂告诉《中国科学报》:“我们没有想过要做轰轰烈烈的事情,只想踏踏实实把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做好。”
十年磨一剑
在实验柜“上天”前集成测试的地面测试大厅,记者见到了“祖孙”三代实验柜。国际空间站汇集了全球顶尖科学家,中国人能否独立完成?这“祖孙”三代柜就是最好的答案。
从外观上看,它们一代比一代小:高度由2.2米降低为1.8米。从内涵上看,却一代比一代精:重量减半,承载比从1:1提升到1:4。也就是说,最早实验柜自重200公斤,只能载重200公斤的科学实验;而现在却用不到100公斤的自重,搭载了400公斤的在轨实验。
王珂回忆,刚接到任务时,大家都不知道“太空实验室”应该长什么样,便以国际空间站为标杆进行设计,诞生了一代柜。但是,国际空间站规模423吨,而中国空间站最终确定为180吨。这就意味着,科学载荷的柜体必须尽可能“瘦身”“增肌”,把重量让给科学实验。
而且,科学实验柜“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集成技术中心副主任张璐表示,其复杂程度不亚于一颗卫星,还要力争在轨十年之后也不落伍,挑战很大。
2013年刚起步时,这支团队平均年龄不足30岁,人员、资源、技术都不足。开会时大家经常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有人跟领导摔过杯子。副主任设计师王泽笑称“经常一吵起来就上头了”。
好在不管是“领导”还是“新人”,大家都是就事论事,怼完了该干什么干什么。不仅解决了问题,感情还更好了。
“我挺喜欢这个团队的,尊重知识、尊重专业、尊重每个愿意干活的人。”副主任设计师康博奇说。
从科学目标论证的艰难起步,到工程过程优化的巨大压力;从创新技术工艺的迭代升级,到元器件的一步步国产化……现在回头再看,康博奇感慨:“从0到1真的好难。”
不过,每每想到自己亲手触碰过的“天宫”将遨游太空,比肩曾经不接纳中国参与的国际空间站,这些“70后”“80后”“90后”的胸中又会燃起无尽的斗志。他们说:“能在自己最年富力强的时候参与这么伟大的工程,必须全力以赴。”
千锤百炼之后,我国终于形成独立自主的技术体系,不仅能跟国际并跑、领跑,甚至还有独创。例如,在国际上首次采用电子学和热控一体化控制;标准化接口可支持未来上千项科学实验的滚动实施;无容器材料科学实验柜在世界上首次实现空间无电荷补偿下的金属加热熔凝实验……
实验舱上天在即,终于能喘口气了,团队骨干们却说:“科学载荷要在轨运行10年,我们现在还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敢松一口气。”
未来,有更多更好的科学实验上天,去探索那些在地面上永远发现不了的科学问题——这是工程技术人员最希望看到的。
和时间赛跑
不到10年时间,中国空间站应用系统就从设想变为现实。这样的中国速度是怎么来的?
“那是大家舍小家顾大家,抢出来的。”王珂说,“搞科研都是这样,要想跟国际竞争、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必须赛跑。”
这场为期10年的长跑在2019年之后进入争分夺秒的冲刺阶段,一冲就是3年。
2017年入职的王泽没过上多少“好日子”就进入了冲刺状态,他感到工作节奏一下“跑了起来”。和团队里大部分人一样,他3年来没回过一次老家,连婚假也只休了两天。说起来大家都不信:“外场测试就在天津,你去了那么多次,都没回过家?”天津人王泽苦笑:“每次测试任务都很重,加上要遵守防疫规定,只能过家门而不入。”
卡点下班是不存在的,大家都会主动把工作做完才走。碰上重要节点,一起坚守岗位,没任务的人也随时待命。
关于几点下班,结构组组长乔志宏有一个“典故”。一次,王珂给他分配了一项工作,说好下班前完成。结果到第二天上午还没动静,王珂忍不住询问。结果乔志宏回了一句:“我还没下班。”
康博奇说:“这样重大的工程,绝不是靠加班加出来。在我们的观念里,没有加班,只有做事。”
2020年9月30日凌晨,天和核心舱科学实验柜开始进行最后的状态设置和测试。按计划,团队要完成对百余台套设备、几百个工序的调试测试,但留给他们的时间精准到了小数点后两位——8.75天。
集成技术中心组建青年突击队,整个国庆假期以小时为单位倒排工作计划,昼夜奋战。“救火队长”王珂等几位老同志一度50多个小时没合眼,所有人像钉子一样钉在自己的岗位上,最终以零误差守住了节点。
地面测试大厅墙上醒目的20个大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见证了他们冲锋陷阵的10年。
今年春节,是大家连续奋战的第3个春节,也是实验柜“上天”前最重要的时间节点——从大年二十九开始,10多台载荷正样件陆续到达,开始集成测试。除夕中午,大家一起点外卖吃了个团圆饭,然后撸起袖子迎接这个热火朝天的春节。
“我们畅想着等实验舱上天了,明年一起去海南过年,吃海鲜。”张璐笑着说。
然而,实验舱还没上天,新任务又来了。中国航天事业高速发展,新的挑战正等待着他们。
旗帜的传承
几乎每天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科学首席专家顾逸东都在办公室工作到深夜,大家周六日去找他肯定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总指挥高铭、总设计师赵光恒也数十年如一日,全身心扑在工作上。
行胜于言。王珂说:“他们都是大家的旗帜。我作为节点之一,有责任把‘4个特别’的航天精神传承下去。”
王珂2006年在中科院读研时进入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工作。从神舟七号、神舟八号到天宫一号、天宫二号,16年来,他和团队里几位主任设计师从青年学生成长为团队核心,也成为别人心目中的旗帜。
去年夏天,王珂做过一次手术,只休息了三四天就缠着纱布、挂着引流管回来上班了。张璐说:“所以我们这里很好做工作,领导这么拼,谁还会摸鱼呢?”
康博奇刚工作时,王珂亲自带着她跟兄弟单位沟通工作、跟进流程,连图纸都帮着她看。一直到现在,几位主任、副主任的办公室从来不关门,大家随时可以进去讨论问题。
一次,王泽碰到一个技术问题,几位主任设计师、组长为了帮他解决问题,一起讨论到凌晨1点。看见前辈们都精神抖擞,王泽自己也立刻打起精神。
在重大任务中把年轻人“扶上马再送一程”,使得这个团队的年轻人成长特别快,一年半载就能成为独当一面的负责人。
别看王珂是团队“元老”,其实也只是一名“80后”。他有句“名言”:咱们做技术的,就是给你一个活,你就能干出来。
团队里的年轻人也确实做到了“绝不让活掉在地上”。王泽来后不久要接手自己项目之外的任务,恰逢前一位同事离职,要迅速扛起重任的他有点抓狂,直言“干不了”,但吐完槽还是回去默默地看文件、梳理技术指标,很快扛起热控配套工作,没有耽误一件产品按时交付。
说起队友,康博奇觉得很有安全感,工作上永远有人补位,彼此互为榜样。
“我相信团队的力量能塑造一个人,我们这里每个人都铆着劲,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放到一个新岗位也能顶上。”张璐自豪地说。
不过,这些聊起专业来侃侃而谈的男汉子、女汉子,对家庭总是有些愧疚。在他们眼中,孩子对自己的印象就是“忙”。
而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爸爸妈妈可能也是一面旗帜。军嫂康博奇在与丈夫两地分居的日子里经常带着孩子来上班,儿子小时候总以为所有的火箭发射都跟妈妈有关。2020年春节,整个团队加班加点,没有休息一天。大年初二,单位特地组织职工家属参观科普基地。在介绍到未来规划时,小男孩拍着胸脯说:“这个就交给我妈妈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