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等亲切的光召同志

　　1984年周光召同志任中科院副院长，1987~1997年任院长。1988年我刚到机关工作时，时常听到“光召”这个称呼，在公文中看到的也都是写“光召同志”而没有“院长”的称呼，很亲切，也很新奇，那毕竟是院长，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大科学家，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直呼大名“光召”？直到后来，听我的老领导葛能全老师（时任学部联合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讲，光召刚到机关时，也有局长、所长称呼他“周院长”、“光召院长”，光召马上纠正，不要叫“院长”，就叫我“光召”，或者是叫我“光召同志”。从此“光召”和“光召同志”就成为科学院内几乎所有人对他的标准而亲切称呼。

　　从党的一大开始，党中央曾多次发文明确规定党内称“同志”，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坚持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党内一律称同志”。光召同志几十年始终如一自觉遵守这个规定。

　　二、淡泊名利的科学家

　　1994年初，我在中国工程院的筹建办公室工作时，看到一个“奇怪”的情况，数理学部提出的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建议人选是周光召和朱光亚，但学部主席团会议审定后的名单变成了钱学森、朱光亚（还有其他人选共30人）。确切的情形在葛能全老师所著《入门与出道》一书中读到这样一段记载：在提名遴选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时，数理学部提出的两个人选是没有钱学森，他们提的是周光召和朱光亚。1994年2月28日中科院学部主席团审定各学部提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建议名单的会议上，作为执行主席的光召同志主动提出自己退出，“让位给钱学森”，并且讲了他个人的考虑，他说：钱老在工程技术领域有影响，包括国际上，他适合作为工程院首批院士建议名单报给筹备领导小组。数理学部提了我，没有提钱学森，我建议把我换成钱老，我虽然参加过原子弹、氢弹工程，但我的学科专业背景是理论物理。周光召的提议最终获得主席团认可，大家发言认为这是以身作则、顾全大局的好做法。

　　有学者说：有自信心者，自然也不会觉得头衔和官位比人重要。荣誉称号何尝不是如此？光召少了一个院士称号，却更增添我们对他淡泊名利的膜拜敬仰。

　　三、睿智儒雅的哲学家

　　20世纪80年代，所谓“人体科学”、“超自然现象”、“气功”盛极一时，在1987年全国基础研究战略讨论会的茶余饭后，也有不少热议，与会的科学家中有狂热痴迷的，有冷眼观察的，有坚决反对的，争论很多。在一次午餐时，我正好在光召旁边，遇到支持和反对“人体科学”的两派同桌激烈争论，有一位资深的科学家很正式地向光召提出了一个难题：光召同志，你怎么看待“人体科学”和“超自然现象”？光召略加思索，习惯地用不紧不慢的语调回答：我只是一个物理学家，如果它的“问题”是在物理学的范畴内讨论，我可以参加；但如果它说自己是“超科学”“超自然”现象，那我就没有办法参与和评论。亲耳听到光召这样醍醐灌顶的简明分析，令在场所有人都认可和点赞，令我终身难忘。

　　20世纪90年代，我多次近距离听到光召的讲话，其中印象最深的几段话，一次是光召对新当选的学部委员说：“我现在对理论物理前沿的了解已经不如我的学生”。这真不是光召谦虚，而是借此提醒学部委员要保持清醒、别骄傲自满。还有一次是在学部委员的讨论会上，光召讲到当时国际上的“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提醒学部委员要正确理性认识科学（特指自然科学）本身和科学精神，避免对科学方法普遍性、科学理论正确性、科学的应用价值作绝对的肯定和夸大，不要贬低甚至否定其他人文社会知识体系（比如经济学、管理学、哲学、美学等）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光召也提醒大家防止“反科学主义”，否定科学的真理性和进步性，片面夸大科技所产生的负效应，走向科技悲观论甚至反科学。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如今再难有机会近距离听光召同志的教诲，不无遗憾。但光召同志30年前的讲话还记忆犹新，始终影响着我的思想方法，仍然在教导我做人做事，非常感谢光召同志，为我树立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楷模。

作品简介：在隆重纪念建党100周年的光辉时刻，回想起30年前在院机关工作的一段时间里，有幸近距离看到、听到和感受到光召同志的几段往事，串在一起，这就是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