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奶奶与新四军的故事
关于爷爷奶奶与新四军的故事,好多年前我就想写了,但总觉得素材不丰满。直到今年4月20日,妈妈给我打电话,说江苏溧阳宋团城研究会一行来我家采访关于我爷爷奶奶与新四军的事,向我要爷爷奶奶的照片(家里的老照片都给我带到北京)。然后,妈妈就把电话给了宋团城研究会的秘书长邹文。邹秘书长告诉我,他们是陪同范征夫的儿子范卫平来溧阳寻访他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范征夫,江苏扬州人,1920年生。1937年12月,投身家乡的抗日游击队。1940年秋参加新四军,筹办中共太滆中心县委机关报《太湖报》。1941年3月入党。 1944年12月,范征夫担任了强埠区区委书记兼区长。
强埠区辖十多个乡镇,是水陆交通要道,敌伪据点多,兵力较强,日伪军经常下乡扫荡、抢粮,袭击捕捉我区乡干部和民兵农会人员,斗争形势艰苦紧张。
范征夫到强埠区后,带领区委干部支持农会减租减息,发展党员,组织民兵。逮捕镇压勾结敌伪的恶霸,团结开明士绅。整顿和巩固区大队,打击下乡敌伪军。
爷爷耿龙坤,生于1906年,排行老二,17岁到湖州学徒,从事纺织业。兄长英年早逝,爷爷而立之年奉命回家继承父业,经营中药铺。不识几个字的爷爷从零开始学中医,遍访当时名老中医,后成为强埠区方圆几十里有名的中医。
因中药铺往来人多,隐蔽性好,便于开展工作,范区长选择了我家作为新四军联络点。爷爷和强埠区的所有老百姓一样,痛恨日本侵略者种种恶行。新四军来到强埠区后,爷爷更是如见亲人,有了后盾,腰杆子也硬朗了起来。
范区长认识爷爷后,新四军遇到困难或敌情,他们都会往我家跑,一个眼神,爷爷奶奶会很默契地让他们变成前来看病或买药的病号,把他们的身份迅速隐藏起来。在当地工作的新四军都知道,如果遇到日军扫荡或其他危险情况,就往耿家的中药铺跑。
新四军在苏南打游击时,生活条件艰苦,居无定所。1944年之前,睡觉没有固定的地点,几乎每天都要转移。上级要求在清乡区内坚持斗争。日伪军在南京到上海的铁路线及大城市周边,强迫老百姓修建了一千华里的竹篱笆,在里面实行保甲制度,只要有一个人帮助新四军,十户人家连坐;并建立了检问所,对进入清乡区的人进行盘查。清乡区内,吃饭、住宿都很困难,新四军常常住在破庙里,有敌人来搜查时,只能躲进芦苇荡里。
一天晚上,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熟睡中的爷爷奶奶,爷爷起床向门缝中看去,见是新四军,急忙开门,站在面前的是一位身材魁梧看上去满脸疲惫的将领,身边跟着十几名警卫,其中一名警卫说:“耿先生,这是我们的首长,几天都没睡觉了,能不能在你家借宿一晚?”爷爷很热情地把他们迎进屋。为防止敌伪军突然袭击,爷爷把家里的前后门都打开,由警卫站岗,方便他们迅速转移。第二天一大早,奶奶给首长和战士们做了早餐。首长对爷爷说:“感谢你们,让我美美地睡了一大觉,又让我们吃得饱饱的!我现在身上已经身无分文,我先写个欠条给你,等以后有钱了,再来还你。”首长说话很风趣。爷爷推辞不要,首长说,这是我们新四军的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爷爷一辈子最大的优点就是乐于助人,帮自己的兄弟养家,帮周围的老百姓解除病痛,治病救人是他不变的信仰。现在,打鬼子的新四军来了,更是全力以赴。
1944年的一天,鬼子又要扫荡。这天,奶奶照旧在药铺的柜台里坐着,突然来了一位乔装打扮过的新四军。只见他把手枪放在柜台上,向奶奶使了一个眼色,奶奶立刻明白。说是迟,那是快。奶奶立刻把手枪放进了身后的药斗里,领着那位新四军就往里屋跑,把他藏了起来,躲过了敌伪军的搜铺。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日军部队经过强埠镇,期中有一个日兵掉队了,被镇上的老百姓抓获。老百姓长期受到日军的烧杀掠抢,对小鬼子恨之入骨。今天抓到一个鬼子,他们就把这个鬼子绑了扔进了河里。后来这事还是被日军发现,日军进行了扫荡,整个村庄都洗劫一空。
奶奶救的这位新四军叫邓友鹏,江西人,是当时强埠区货管局局长。文革期间,强埠镇派人到江西做外调,了解邓友鹏的一位部下(强埠人)的情况,两名外调人员遇见邓友鹏的夫人,邓夫人问是不是强埠镇上有位开药店的耿先生。外调人员回答说有的,强埠镇就一家药店,主人姓耿。当时正值文革,爷爷和爸爸都被抓了起来,说他们是特务。邓夫人说,爷爷一家都是好人,不可能是特务。邓夫人还说,等外调人员回去的时候,请他们带封信给镇政府,为爷爷和爸爸洗清“罪名”。后来,那两位外调人员,由于时间紧,没有再去见邓夫人。他们回来后,把事情的原委告诉爸爸,让爸爸自己去找邓友鹏。爷爷则说,不必去找,要相信党、相信政府。
爷爷奶奶是务实、低调的人,从来没有在晚辈面前炫耀自己的经历。好多事情,爸爸都是听乡亲们说的。而我今天写的故事,也是听爸爸讲的。
今年正值建党100周年,我把爷爷奶奶与新四军的故事写出来,这也是对红色基因的一种传承。
让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新时代的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