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对现代科学道路引发的反思

                                             ——京区企业师丹丹                                

  2018年是五四运动99周年，也是全国科学大会召开40周年，这次历史性会议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科学的春天”。

  五四运动涉及两个关于科学的更深层次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提出，科学是力量（晚清），是公理和法则（严复），也是正确人生观的基础。甚至现代知识内含的矛盾，也可以通过科学的分工和学科分化方式来解决（蔡元培）。但是，问题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社会矛盾、现代知识所内含的那些基本矛盾，果然是可以通过科学的手段、通过学科分化的方式得以解决吗？我认为完全不是这样。这就涉及到科学在现代中国的另外一个含义，这个含义也是五四揭示出来的，即包括科学在内的现代知识，也曾经是西方帝国主义支配中国的重要方式。1904年，有一个传教士阿瑟·史密斯（明恩溥）写了一本书叫《中国人的性格》，这个史密斯给当时的美国总统写信，认为中国有强烈的排外思想、民族主义情绪。他建议美国政府以庚子事件中清王朝赔款的一半，大约1100万美元在中国建立一个学校，即清华学堂。他说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如果哪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和引导这一代年轻中国人，它就能在精神和商业领域取得最大的回报。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就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自己，并使这个潮流扩大，那么就一定能用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里，现代知识和教育的目的在帝国主义国家而言，很明显就是一个知识投资，是以知识的方式支配和控制中国的手段。由此可见，在西方世界的支配中，不仅有资本的支配，还有科学和知识的支配。所以后来钱学森说，科学是无国界的，而科学家是有祖国的，这代表了较早一代知识分子的觉悟。另一个问题就是科学和劳动的关系。科学在欧洲诞生的时候，它跟劳动的关系非常密切，比如航海活动带来了静物绘画和编目知识的繁荣。它跟技术的拓展也有联系，促成了工业革命的那些技术进步，为工业革命、现代生产力发展奠定基础的那些成就的发明人，大多数都是普通劳动者，很多人甚至不能读书写字，爱迪生就是其中的代表，发明机车和抽水机的也是普通的矿工。因此，科学和劳动的关系是一个更为真实的社会关系，而成体系的科学理论，包括自然法则的制定、社会法则的制定却都是在此之后才完成的。这一点是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富兰克林他们都讲过的。按照康德、黑格尔的看法，未来的世界要通过教育和劳动把人变成人，马克思也是这样认为的。后来马克思却看到康德、黑格尔幻想的破灭，因为教育和劳动的分离，教育成了受教育者的特权，劳动成了劳动者的宿命，两者之间产生了差距，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异化和知识的异化。这个问题在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和整个世界其实都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五四时期到北大演讲的美国哲学家杜威，主要就是讲教育、科学和社会的关系，他针对的就是这个问题。杜威学说在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认为科学必须来自于社会、运用于社会，教育不能脱离社会，甚至不能脱离生产劳动，教育必须为社会服务，杜威的这个想法是美国式的平民主义思路。我们说平民教育、科学教育的平民化，这些都是五四时代杜威从美国带进来的。晏阳初是耶鲁的学生，雷洁琼、费孝通也是抱着平民教育的理想从英美回国搞平民教育、农村教育，在农村普及科学知识。蔡元培先生的办学方针也受到了这个影响，他除了把人文学科纳入科学范围之内，对教育的平民化也有重要贡献，如允许女生进学校，开办夜校，提倡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等等。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就是蔡先生提倡、章士钊支持的，毛泽东就是这样来的北京，周恩来、蔡和森、向警予、邓小平等就是这样去的法国。后来毛泽东搞土地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把启蒙运动推到农村去，办夜校、办走读学校、办平民学校，这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是美国现代教育的进步理念,这个平民教育的方式对于中国的科学普及，科学社会化、科学大众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解放以后，中国的科学和教育发展是极其迅速的，这个成就绝对不能否认。其中一个就是科学知识的普及和识字率的提高，这是过去战乱时无法可比的；另一个就是把科学、文化的重心放到基层去。这是上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设想，当然后来搞成一个政治运动、一场“教育革命”这当然欠考虑，欠考虑不是说今后就不要再考虑了，相反，它的基本精神今天必须严肃地继承和继续考虑，中国是个农民、农业大国，教育与中国这样的国情相结合，过去的一个典型的就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它在创办的时候是这样一个设想：不要国家一分钱，召集村里的劳动能手来一边生产，一边学习；学了科学知识之后又回到村里去做劳动骨干、科学骨干。这个学校到80年代后期才被改造成国家出钱养着的江西农业大学。它的办学模式其实是五四的一个产物，就是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就是要把科学知识推广到中国的基层中去。没有把科学知识推广到农村去，怎么会有中国农业的巨大发展？袁隆平的道路对不对？今天看来当然是对的。精英主义的教育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劳动者占大多数的国家是否走得通？这也是值得思考的。  

   我们今天回头来看科学在中国所经历的过程，一方面要看到它代表了知识一个伟大的转换和革命，代表了新的世界的法则的确立、新的教育法则的确立，最终是一代现代新人的确立。因为蔡元培先生把人生观问题也放到科学里面来，它的方向最终就是毛泽东说的：有觉悟的、有文化的现代劳动者。另一方面，中国现代科学教育制度的形成发展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对现代科学进行反思的过程。这不仅包括哈耶克、郭颖颐说的那些问题，即把科学误用到社会当中去，用工程技术的思路包打天下、处理一切社会问题。而更重要的问题：一个是现代科学知识的产生在西方很特殊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背景之下，它作为一个利器，它在现代集权主义和资本积累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用爱因斯坦的说法就是:西方科学的发展与杀人技术的进步总是联系在一起，这是科学家最大的悲哀。对于科学的控制尤其表现在不平等的世界秩序对于世界霸权的攫取。从这个角度反思科学的时候，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就会像钱学森那样看到科学知识本身是无国界的，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科学本身不仅仅是形成了一个霸权，科学甚至还是一个特权，即在现代教育体制当中有资格接受教育的人才有资格去谈科学，掌握科学知识对于形成和巩固社会特权是有帮助的。因此，今天如何将科学知识更好地推向基层，如何反思精英式的教育体制，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

   综上所述，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我们更应该传承“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继承和弘扬老一辈科学家的光荣传统和奉献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担负青春使命，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宏伟征程中接力奋斗，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科学梦想，不断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际科技强国作出重大创新贡献。